“爸爸，连这个充满激动的称谓所包含的芳香都忘记了的人有多少？你见过在只有灰暗的路灯闪烁迷离的小巷里父亲略显摇晃和弯曲的背影吗？不必有癌症，不必死亡，也不必非到退休年龄不可，男人们已经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了。”这是一本韩国人写的小说《爸爸》的封面上的话。这本为父亲“喊冤”的书在韩国销售200万册，平均每20人就有一本，突破了韩国出版史记录。许多家庭在读了这本书后，纷纷含泪在报刊上发表感想，它曾一度在韩国引起了全社会的讨论。中国与韩国同属黄种人，同属儒家文化，同在迈向现代化，同样注重“家”。我们在迈向现代化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家庭的伦理与现代化的阻力。从亲情到金钱，从“唯有读书高”到“唯有赚钱高”的矛盾、冲突、碰撞与融合，中国与韩国都在面临着同一类问题。我们与韩国的文化是否都在父母寻根上同源？
然而，中国人却是向来重视母子间的亲情。商家在每年的母亲节会大做特做宣传，孩子们懂得给妈妈送康乃馨；在出版界，《发现母亲》、《妈妈的心有多高》都是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发现母亲》一书的作者、中国母亲教育专家王东华认为，教育孩子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学问，尤其是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他生命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由母亲给予的，这种教育不仅影响着孩子自己的一生，而且同样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也强烈地影响着更下一代的成长，没有哪一种教育比母亲的影响更为深远更为永久的了。缺乏父亲的孩子在母亲的良好教育下往往能够成才，中国古代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是，我们在歌颂母亲的时候，或多或少则忽视了家庭的另一面———父亲。父亲，这个家庭担子最重的角色，在越来越远离家庭的时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东亚儒家文化中向来最沾沾自喜的就是家庭中绝对威严的夫权、父权，但在如今的韩国，父亲却成为了被家庭排外的角色。《爸爸》的作者、韩国作家金正贤说，父亲由于只有与事业为伴，生活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他们身上，成功了还要获取更大的成功，这种状态使父亲精疲力竭，但他们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掉泪，从来不在家人面前失去做父亲的尊严，于是他们与家人的交流越来越少，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价值观的渗入，父亲最终成为家庭最孤独的人。
韩国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固然，同父亲相比，母亲在育儿方面有着本能的优越。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韩国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地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像韩国母亲这样的巨大教育热情。她们可以陪着儿女一块上学读书，把教育子女当作了一项职业，这绝非溢美之词。但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全国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彭清一教授认为，当今天我们还在大谈特谈母爱无私是世间最伟大的一种情感“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淡化了作为完整家庭的另一半边天———父亲的重要性，淡化了父亲在家庭教育方面，对子女的疼爱、对妻子的关爱、对亲戚的关心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心等等。中国古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责任。而如今背着家庭和社会沉重负担的父亲，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每个父亲也都有自己的父亲。从这点上来说，当“父亲问题”成为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时，它又会成为我们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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